贵州事件始末

  他们并非仅有的“责任人”。此前，县公安局原政委罗来平和局长申贵荣已被免职。

  事件之后，贵州省委书记三次向百姓鞠躬道歉。说，造成这些人“下台”的原因，直接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过程中，一些当地干部被指随意动用警力，并且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

  “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关于事件的外部原因，认为：“这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直接插手参与，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件。”

  在贵州省随后的一系列声明中，黑社会组织均被称为是导致事件暴力升级的罪魁祸首。

  在相关报道中，事件目击者彭兴贵声称他看到有人拿哨子组织人群冲击大楼：“他们总是吹长哨时进攻，吹短哨时后退。”

  截至7月4日17时，事件专案组共查获涉案人员116人，通过查获涉案人员的供述，目前共排查出涉案人员共计249名。

  一些本地帮派如“玉山帮”、“鸡家帮”被“从辣椒罐子里刨了出来”，成为现在中国最知名的“黑社会帮派”。

  “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黔南州州委书记吴廷述要求政法部门务必做到“有黑除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邪、无邪治乱”，要求“在一个月内必须打出成效”。

  “俯卧撑”是对贵州事件的中断， “打酱油的”是对陈冠希“艳照门”的中断

  谷歌中文搜索热榜“上升最快关键词”前十名中，含有“俯卧撑”的词语有四个，分别是：俯卧撑，俯卧撑事件，三个俯卧撑，做俯卧撑。

  喜剧中有一种“乖讹说”（也叫预期失望说），由康德提出来的，指可笑的东西是荒谬的、不伦不类的，常常出乎人的预料之外，让人们的心理期待突然消失，因而产生喜剧效果。

  “俯卧撑”来源于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对事件中女学生溺水死亡细节的描述：

  “李树芬在与刘某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十分钟后，陈某提出要先离开，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

  在这段新闻发布后不久，网友“流芳苑主”一篇题为《吃面要吃雪菜肉丝，运动要做俯卧撑！身体倍儿棒！》的帖子首先在天涯社区上引发了关于 “俯卧撑”的“高烧”，随后各网站论坛群起效仿。

  王兴正也意外成为了“俯卧撑之父”，被网民用“换头术”将其形象贴上了多种版本的俯卧撑图片。

  有意思的是，这段与“俯卧撑”有关的“案件还原”，在当事人刘言超的陈述中，及随后的报道中再未出现过。

  百度“俯卧撑吧”成立于前年。在事件前，所有的主题数总共也就4页，但在此后，“俯卧撑吧”的主题帖迅速增加了48页。

  现在，很难准确描述网络上“俯卧撑”所要表达的具体含义，它带有调侃语气，但寓意更丰富。

  专门从事网络传播研究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匡文波副教授认为，俯卧撑的流行再次说明“娱乐成为网络文化的主流”。

  今年初，广州电视台在街头随机采访市民：“请问你对‘艳照门’有什么看法？对陈冠希等明星又有什么看法？”某男性受访者从容应答：“关我鸟事，我是出来买酱油的。” “打酱油”此后在网络迅速蹿红。

  有网友认为，它们的出现是部分网民在网络暴力时代的“明哲保身”，这是一种“在下者的犬儒主义”状态。

  对论坛上出现的一些话题较为敏感的帖子，一般版主都会将其屏蔽或删除。频繁删帖极大影响了网友发言的积极性，但回复一句“我是来做俯卧撑的”，或“我是出来买酱油的”，一切滋味就尽在其中。

  另一些解释是，“俯卧撑”和“打酱油”代表了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或者表达了一种力不从心的无奈。在某一种意义上，今天的“俯卧撑”是无奈，是一种对于真相无从了解的无奈与嘲讽。

  网民“海”在“俯卧撑吧”里解释：“既然不能正搞，那就只能恶搞，在沉默中变态。”

  如果真相确属真相，必定经得起检验，所以真相不必包办。如果媒体从报道客观事实出发，展开调查，其与官方调查可完全并行不悖。在法庭上，控辩双方不是乐意找来人证，验证自己所言非虚吗？政府不仅要“亲自调查”，还应容许媒体独立采访，形成独立消息来源，发挥“证人”作用。公众有多个信息源自，可以更接近真相，从而消除对真相的焦虑，降低非理性情绪。

  贵州事件被认为受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操控，但我以为，“背后有坏人”不是最终的答案。第一，即使“背后有坏人”是千真万确的，也并不能因此抹杀政府的责任，凡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都不是一天养成，都早已祸害一方，甚至都有保护伞，那么，政府平时都干什么去了？第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几个人的能量为什么这么大，那么多老百姓为啥那么容易受黑恶势力的蒙蔽？

  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权威的说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今资讯越来越发达，社会交往愈来愈普遍，为何群众反而越来越“不明真相”了呢？ 即便很多群众都不幸“不明真相”，但是，当有关部门在和群众接触并努力向群众说明真相的时候，为何效果并不明显，相反，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稍加煽动、蛊惑，群众就信以为真并被利用了呢？政府长期建立起来的公信力，为何竟如此脆弱？

  除了维权事件、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外，还有一类件即“泄愤事件”，它的特征表现在：第一，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第二，没明确的组织者，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所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泄愤事件区别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最为主要特征。第三个特点是，短信和网络传播的各种信息，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第四，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而泄愤事件则表明的是国家的管治困境。造成管治困境主要有两大直接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

  中国当前的社会不满群体主要是一些社会底层群体，他们主要是下岗失业的工人、失地的农民、农民工、退伍复员军人、底层知识分子、拆迁居民、离退干部。中国媒体一般都将这些人称为“”。民众的社会不满主要体现在对官员腐败、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治安恶化、信仰不自由，社会诚信特别是政府和官员的诚信缺失等方面。在这些不满中，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是民众最大的不满。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与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目前，表达社会不满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利用民间的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等等。特别是随着手机短信、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变得更加容易，影响也更大。这一方面能使民众宣泄自己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怨恨和愤慨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缺乏理性的牢骚话的传播范围广，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愤慨或恐慌，起到聚众行动的作用，而最终形成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心理群体。

  当然,不是任何社会不满都可以产生泄愤事件的，泄愤事件不仅有诱因，而且与国家管治能力是相关的。

  一般认为，管治能力由三个方面组成：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现在的情况是，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搞信息隔绝。中央决策者最后获得的信息经常是不真实的。依据这一些不真实的信息建立的所谓预警机制只能是的。其次，关于处置技术方面，从总体来讲，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许多可完全化解的事情，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难以处理的后果。这些不当主要体现在，事情刚发生时不重视，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即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 的怪圈。从而 “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应急能力的薄弱。最后就是问责制。中国各级政府与官员是非常强的政绩共同体。这就决定，许多事件的问题，最终都是大事化小，最后不了了之。